1月23日，中国证监会新增确定14个期货期权品种为境内特定品种，我国境内特定品种数量增至38个。笔者认为，此举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。伴随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，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也在提速。

　　宏观层面： 

　　以更大开放对冲逆全球化 

　　逆全球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客观现实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，并采取措施推进对外贸易再平衡。2016年的两大政治事件——英国“脱欧”公投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被市场广泛视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。自2018年至今，美国通过对外实施贸易战、经济制裁、科技战、金融战等手段，不断肢解原有的国际秩序，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。在笔者看来，目前全球已处于逆全球化阶段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日益显露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有必要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合作对冲逆全球化的现实压力。笔者认为，未来中国经济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，对冲逆全球化的压力，如更大力度地吸引创新人才、扩大全球市场等。

　　中观层面： 

　　把握制度型开放、服务业开放机遇 

　　回顾中国经济发展，制造业的开放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。过去40年，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商品领域，通过市场换技术以及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和货币体系，中国在技术追赶过程中以被动放弃定价权等方式快速积累了技术，提升了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。如今，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，制成品出口规模占世界的比重近20%。

　　从现实环境来看，外部环境“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”。这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和服务业开放建立新的优势，从而打破这一桎梏。从学习效应来看，制造业和商品开放的历史为制度型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　　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一部分，期货市场扩大开放有助于提升境外机构的参与度，进而有助于增强市场的定价影响力，使其发挥全球性的定价功能和风险管理作用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市场机遇和空间。

　　微观层面： 

　　保障资源供给、提升议价能力 

　　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，中国面对的不再是“两头在外”的“加工”叙事，而是议价和定价问题。这就要求期货市场充分发挥发现价格、配置资源等功能，增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。扩大期货市场对外开放，不仅为主要大宗商品产业链“两头在外”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场所，而且有助于我国构建从资源、生产到消费全链条的风险管理服务和资源配置体系。

　　扩大期货市场品种开放范围，有助于把更多上游资源品定价融入全球产业体系，以中国定价保障资源供给。随着“中国需求”的叙事逐渐淡化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从过去的经济总量视角向人均视角转变，这对人均消费提升背后的资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　　对中国期货市场而言，引入更多境外参与者交易，将提升期货价格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预期响应的及时性、精准性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需要时刻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功能——相关交易机制设计要更有利于定价，境外交易者培育要更有利于挖掘价格信息，为重要资源供给保驾护航。

　　扩大期货市场品种开放范围，有助于提升中国对中间制造品的议价能力。未来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既重视量的合理增长，更重视质的有效提升。这意味着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中游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。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，将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代表性，进而提高期货市场定价效率和质量。对中游制造业企业而言，无论是原材料需求还是产成品供给，都有了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。中游制造业的竞争也将从“生产效率”竞争的1.0时代升级至“生产+金融效率”竞争的2.0时代，从而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。

　　随着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，期货市场尤其是期货公司，要把握住“十五五”期间扩大开放的历史窗口，积极应对这一战略推进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挑战。笔者认为，期货公司应加快在开放的市场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